
台灣主要出口市場洽簽的 FTA 日益增多、協議內容日益加深,在 FTA 本身具有排他性的關稅減讓特性下,當這些 FTA 降稅承諾的逐一實現,未能及時參與國際經濟區域合作的台灣,在海外市場面臨的關稅障礙就相對墊高。
由國際組織的報告中也可看到同樣的訊息,2014年 The Global Enabling Trade Report 台灣在 138 個國家中有關海外市場進入排名是 137 名,2015 年世界經濟論壇 (World Economic Forum)的世界競爭力評比 (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 2015-2016) 也顯示,台灣出口面臨的貿易關稅障礙,在 140 個國家中排名 68。
而當區域經濟整合降稅的價格競爭壓力,逐一由想像變為現實後,影響的將不僅只是關稅障礙,台灣的出口實績也受到影響,2011-2014 年台灣出口年均成長率僅有 0.6%。不僅如此,目前在美國、歐盟、東協等市場台灣產品在當地進口市場佔有的市場佔有率也逐漸下滑,相對的,韓國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則往上攀升。
面對海外市場競爭環境的惡化、台灣國內制度改善不夠與投資創新不足,加之對外洽簽 FTA過少,有能力的企業更積極的全球佈局,化解區域經濟整合的影響,對國內的影響也開始逐漸顯現出來。台灣引以為傲的產業聚落優勢,在 2015 年 WEF 的世界競爭力評比中,由 2014 年的第 2 名滑落到第 5 名,科學家與工程師人才的供給,由 2014 年的第 14 名滑落到第 28 名,此對屬於創新帶動經濟成長群組的台灣而言,其影響的正是未來發展動能。
以出口帶動經濟成長的台灣,實不能不重視這些不斷蹦跳出來的「警訊」,以出口中間財為主力,與亞太國家形成緊密產業分工產業型態,更不能忽視越來越大型的 FTA 對於區域內產業分工與產業鏈連結的影響力度,如已達成共識的TPP,談判中的RCEP和中日韓FTA。台灣應該認清,台灣已喪失挑選時機的現實,現在台灣只能積極爭取每一個市場、盡力保留台灣在現有亞太產業鏈分工中的位置,並且落實產業的轉型升級、以創新帶動經濟成長,不再糾結於政治口水、民粹意識之爭。
當然個別 FTA 對台灣的意涵也不一樣,TPP 強調的不僅是關稅的減讓,更強調制度面的改革與國際接軌,藉由 TPP 的參與,將啟動台灣進一步的體質轉軌與國際化,更維繫台灣在區域產業分工體系中的位置;RCEP 或者兩岸貨貿協議,則是讓台灣可以順利開拓新興成長中的市場,與台灣的競爭對手站在相等公平的競爭基礎。換言之,不論 TPP、RCEP 的參與,抑或是兩岸間的貨品貿易協議的協商,都是為台灣的出口產品爭取主要市場的公平競爭機會,排除市場進入障礙,帶動台灣的經濟成長,而時間上的迫逼下台灣更應該開放自由化,同步積極投入各個區域經濟整合的推動或協商。
當然,在追求自由化與國際化的同時,也該重視國內相對需要關注與扶持的產業、中小企業、和社會面的議題。事實上,由此次 TPP 達成共識後,美日在其國內進行的各種說明與宣導中,也可看出國內所關注的社會面或中小企業議題,也是美日等國溝通與宣導的焦點,談判的考量重點。是故政府不僅該提出因應措施,更重要的是落實各項措施,確保台灣在實現自由化與國際化的同時,也能維護國內的經濟社會平衡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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