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于國欽／工商時報社論主筆

我們多數時候只關心，台灣該不該參與跨太平洋夥伴協定（TPP）、該不該儘速簽署兩岸貨貿、服貿協議，該不該成立類主權基金投資重點產業等等。然而，何以要這麼做？我們總不假思索的認為，這樣對經濟才有幫助。

「這樣對經濟才有幫助」這句話是很模糊的，到底是對誰有幫助？是對資本家有幫助、對中小企業有幫助、還是對勞工有幫助？是對傳產有幫助、對生技有幫助、還是對農業有幫助？經濟成長的果實最後是雨露均霑地分配到各階層，或者僅歸少數人享有？若自由貿易、GDP成長的果實至終無法讓多數人分享，這樣的成長是難以持久的。

何以說GDP分配不均會影響經濟成長？因為當家庭收入停滯，他們必然會節省開支，如此一來民間消費勢將走疲，而占GDP近六成的民間消費一旦走疲則經濟豈有不趨緩之理？遺憾的是，台灣近年的情況正是如此。

我們二十多年來藉由入會（WTO）談判、促產條例積極進行貿易自由化及發展重點產業，期間確實創造了可觀的GDP，然而所創造的成長果實分配到哪兒？依主計總處估計，近二十年「受僱人員報酬」占GDP的比重不升反降，由50.3％降至43.9％，這意味著多數家庭所分享的成長果實逐年下滑，早已沒有雨露均霑這件事了。這些年台灣經濟欲振乏力，雖有外貿因素，但顯然也與這一所得分配的惡化，難脫干係。

也許執政者會拿出家庭收支調查的數據說：「我們所得分配還好啊，前年五等分位的差距6.05倍，並沒有明顯擴大呀。」但我們若參考財政部的稅檔資料便可發現，近二十年金字塔頂端的1％家庭所得占比已由10％提升至13～14％，所得集中情況明顯升高，至於財富集中情況必然是更為嚴重，只是直到如今，我們仍無此項統計。

所得差距的擴大不僅發生在金字塔頂端，也發生在白領、藍領之間，以民國90～104年來比較，白領的每月平均薪資（含年終獎金、加班費等）由5.5萬元升至6.5萬元，而藍領僅由3.5萬元微升至3.8萬元，排除通膨率後藍領的實質所得竟已倒退18年。屬於基層勞工的藍領人數（工業部門的生產線人員、服務業的售貨員、餐飲服務員、保全人員等）達465萬人，遠多於白領的273萬人，所得分配惡化所影響的家庭之多，不容小覷。

事實上，藍領等經濟弱勢者非僅收入少，工作機會少，失業率也比較高，依主計總處估計，今年元月原有職業者的平均失業率3.0％，其中基層勞工達4.2％、營造業勞工失業率更高達5.7％，處境明顯更艱難。

除了收入少、工作難找，經濟弱勢家庭所面對的物價壓力已連續四年高於一般家庭，依據家庭消費結構所估計的通膨率，後20％的低所得家庭過去四年的通膨率都高於前20％高所得家庭，即使以今年前兩個月而言，低所得家庭通膨率2.2％，也比高所得家庭1.2％來得高，這是因為低所得家庭有三成的錢花在食物上（高所得家庭僅兩成），食品價格高漲，他們自然是首當其衝。

19世紀後期的經濟學家馬歇爾（A.Marshall）、魏克賽爾（J.G.K.Wicksell）曾指出：「如果所得分配不適當，則完全競爭就不是最佳的。」成長與分配何者為重？值得深思。

(本文內容為作者個人觀點，不代表本部立場)